罗维开，1950年出生，曾务农十年。1977年考入宁波师专中文专业，1984年起专修浙师大政教专业。在职任教33年，历任班主任、教导主任，中学校长，教师进修学校教务主任。退休后写有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的系列纪实。我退休前给中学生上政治课，讲到粮食生产重要性时，总会心绪凝重地这样开讲：''哪一个同学如轻视吃饭问题，我建议先让他饿三天试试，饿过了，就会意识到粮食的重要性……''我和共和国同龄，大概民以食为天吧，能记事起，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饭。1958年底至1961年底，这三年，农村办起了公共食堂，家家户户屋顶上袅袅炊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村公共食堂高高的烟囱和围墙上红色标语：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
公共食堂开张的当天，母亲领着我们兄妹三个（父亲已离家去教书），和奶奶、叔叔一起，提着一篮碗筷，高高兴兴来到食堂。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既惊喜，又新奇。妇女们尤其开心：''以后轻松了，不用在家烧饭了！''吃第一餐时，村主任手提铅皮喇叭，大声宣布：''1、各家各户，餐后碗筷留下归食堂；2、各家各户的粮食全部归食堂；3、各家各户屋前屋后种的蔬菜全部归公。从今以后，小社并大社，大社归公社，一大二公，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讲话结束，广播里响起当年最流行的歌曲：''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人们喜气洋洋，从那时起，吃饭的时间一到，就往食堂涌。刚开始时饭管饱，小菜虽以农家菜为主，也还可以，我最爱吃的芋艿羹，漂着大蒜叶和油花，真香！食堂屋脊高高耸立着四四方方白色烟囱，竖写着：邬隘公社战斗大队公共食堂（我村原名林头方村，1958年改名战斗大队，1961年改名互星大队，现已恢复原村名）。烟囱里冒出来的烟，混和着饭菜的香气，飘散在村庄四周，学校放学去食堂的路上，我早就已经闻到了诱人的气味，满口生津……这年一开始，吃饭的确是免费的，管饱，餐厅墙壁上写着：''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子吃饱饭''。但我因人小，当时生产的劲鼓得怎么样不清楚，只记得很多农民伯伯叔叔被抽去''大炼钢铁''，老师还拿着《人民日报》读过某地粮食亩产突破万斤甚至十万斤的好消息，墙上的宣传画，猪背上坐着好几个彪形大汉，农民种出的南瓜，大得一卡车只能装一个，棉花堆上面站着人，伸手可摘月亮……音乐课教的是：''星期六，乘火箭，大卫星，飞上天，跃进跃进再跃进，共产主义万万年。''我们情绪高昂地唱着，唱着，每天吃饭时间到了就向食堂去……可几个月后，食堂大饭桶里的饭开始湿起来了（为了提高成饭率多加了水），而且有时候不早点去盛第二次，饭就没有了。以前没有了，食堂做饭的马上会来添，但那时候起，没有了就没有了，再不见食堂来添。怎么回事？搞不清，只知道邻村来挑过几次米，我们给了，而我村没有米了，到邻村去挑，却空着箩筐回来了，说是他们也没有了……于是我学着别人的精明，吃饭时第一次只盛半碗，马上大口使劲扒，先把头半碗吃到肚里，马上再挤进人圈子里去抢饭勺，使劲地满满再盛一碗，于是就一边笃悠悠地吃，一边欣赏那些没有经验的人，端着空碗添不到饭。有我的经验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抢饭勺，有人动过怒，但也有人干脆用手中的碗直接伸入桶里去舀。小孩子人矮，大半个人趴进桶，被外围的人膝盖一顶，倒栽葱后手托住桶底出不来，被烫得嗷嗷叫，蒸汽薰出的鼻涕眼泪，滴落在饭桶内，但谁也看不见，反正最后桶底被刮得没有一粒饭。食堂的菜也越来越差，荤的几乎不见了，都是青菜，没有油，芋艿羹中芋艿越来越少，只有发黄的大蒜叶漂在上面，看不到油花。先下手的，把桶底的少量芋艿捞了去，后面的只能舀到些汤。再后来，早上改成了吃粥，再再后来，晚上也只能吃粥了，且粥越来越稀……饭吃不饱了，农民生产劳动也就没有积极性了，叔叔告诉我，他们有两个想不开：一是我们仓库里的米，与我们不相干的邻村，可以无偿地来要，结果本来是我们种出来的粮食，成了别人碗里的食，而我们只能饿肚子了；二是吃不饱饭，还再搞生产''大跃进''，社员须日日夜夜出工，叫做''放卫星''。于是，农民只得偷懒，在夜里，社员们只把桅灯挂在田中央，人都钻在稻草堆里睡觉，久而久之，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学样，夜里看过去，田间远远近近灯火点点，农民们似在''开夜工''。每个公社干部，只要远远看到田间有灯亮着，就会向上级报告：自己蹲点的村，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到了年底，召开了社员大会，宣布人人发饭票菜票，定粮供应了。大人每月25斤，我们小孩更少。母亲在田里劳动，照顾不了我，把发下的饭票，每十天给我一次，早上二两，中午四两，晚上四两（16两制的老秤）。从那时候起，食堂每天早上供应的是米粥，很稀，二两饭票倒也有一大碗，用油炒盐拌着，呼呼地喝下后，上学去。人们都一样，早上各家各户提着小木桶（农村的饭桶），按全家人的定量，由食堂掌勺者一勺一勺地舀进桶，再在食堂公用大碗上取几匙免费的油炒盐，端回去后举家啜粥。唏唏呼呼喝下肚，该上学的上学，该出工的出工。粥不耐饥，我上了二节课，奔了一二次厕所，肚子就咕咕地叫了，班级的同学和老师，都是这样。我想，田里劳动的大人，肯定比我们饿得更快，怪不得叔叔说，他们用偷懒来对抗饥饿。中午放学铃一响，动作慢的被卡在教室门口好一阵子，老师只能最后走。先跑到食堂的，有选菜的机会，后到的，只能买剩下的，所以下课铃一响，男同学翻窗的翻窗，溜后门的溜后门，一窝蜂向食堂涌去，嘴上喊着：''冲！冲！冲！读书装头疼，吃饭打先锋，''颇有气势，颇有韵律。冲到食堂排队的，前半截往往是男同学，后半截才是女同学。最令我气愤的是，打饭时，掌勺者与我不熟，他给每人打饭，先要看一眼是谁，满浅就在于这一瞥之后。我好几次发现，打给与他熟的几个同学，饭勺满满的，而我每次递进去四两饭票，打的饭明显少于与他熟的同学。多次了，我吃不饱，人虽小，忿忿难言。终于有一天，窗口传来争吵声：''喂，大家来评评这饭是怎么打的？同样六两，我怎么这么浅，他怎么这么满，你的手咋掌勺啦！''一个刚打了饭的，举着自己打的饭，顺手又揪住另一个人，两碗饭放在一起，咋呼起来。很明显，被他揪着的人，与掌勺者肯定沾亲带故。
没有比较，就没有火气，半饥中的人们，对这个现象早已暗中恨恨不平，今日终于逮住了爆发的机会，窗口瞬间围满了人。饥饿是爆发情绪的导火索，人们七嘴八舌地怒斥窗内掌勺者。有人冲进去，要掀翻饭桶，有人在窗口外大骂，一直到大队干部和公社包队干部来了，才劝住。从此后，掌勺的换了个人，但我发现，换了人，没几日，只不过换了另一部分人的碗满了，我的仍然很浅……03
食堂里的争吵一天比一天多，终于改成用秤称饭了。递进去饭票，打饭的拿起铜盘秤，称好饭，倒进碗，再递出来，慢悠悠地，生怕给称少或称多了，想尽量显示公平。但后面排着队饥肠辘辘的人们可不干了，捂着咕咕叫的肚皮，看着香气四溢的饭，叫大家笃悠悠地看着嚥口水，这无疑是折磨。于是有人火气来了：正在买饭的，希望称饭的仔细点，所以语气上总会站在称饭者一边，想讨好称饭的，然后看看称饭人被感动了没有。如感动了，多少会把自己的饭称得足一点，或者称给自己的饭尽可能往干的地方扒。因为大锅饭往往新米和陈饭煮在一起，倒在大桶里哪些是新鮮饭，哪些是陈饭，一目了然。陈饭煮了第二次，又吃了一次水，傻子都知道，吃它不划算。于是，称出来的饭，是陈饭多还是新饭多，又成了争吵的缘由。卖菜窗口也越来越热闹，除了菜勺的满浅，舀到碗里菜的成色，还有先来后到，都会引起争吵。先来的，选择面广，买到的菜如意些，后到的，就只''残羹''可供了，于是，拥挤，插队，代买，往往也是口角的起因，一旦有人动手，就乒乒乓乓热闹起来……大队饲养场偶有病死的猪，拖到食堂，人们倒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灾乐祸：今天又可吃肉了，人们奔走相告。当时的农村，每大队都有养猪场，但因为人与猪争食，缺饲料，管理不善，病猪甚多。食堂往往把死猪拖过来，当成荤菜。看到死猪被拖进食堂，同学们引起的是对红烧肉的馋涎，其它的不会多想，吃饭前早早到窗口排队，因为这一天买红烧肉的窗口会特别拥挤。因为吃不饱饭，又一平二调（生产大队之间物资可无偿调拨），农民生产成果在大公社范围内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低落，所以1960年又是一个严重的歉收年，听叔叔说，缴完了公粮，仓库里所剩无几了。年底，粮食越来越紧张，食堂早晚两餐由粥改成番薯糊。米饭更加金贵，各食堂打饭掌勺掌秤者与吃饭者的冲突越来越频繁，估计全国都一样。于是国家下了文件，各食堂一律采用陶罐蒸饭，分为四两罐、六两罐和八两罐三种（老秤十六两制）。因为当时的陶罐加班加点地生产，质量很次，畸形的，漏的防不胜防。你去窗口买饭，如面孔不熟，拿给你的往往是畸形的罐，饥饿的就餐者第一印象是买到了丑陋的饭，心里自然更不爽。更使人气愤的是，很多漏罐只是暗漏，加米加水时发现不了，在蒸饭过程中边熟边漏，饭熟前罐中的水也漏得差不多了，于是，漏的罐饭尤其干，水都漏到下面一罐，饭几乎成了粥，售饭的窗内往往会有一批尤其干或者尤其湿的饭，伺机售给你。售罐饭者像皇帝，有一次我向售饭的稍微提个要求，说要干些，于是他递给我一只漏罐，罐底几乎只是蒸熟了的米。于是我说太干了，要湿些，想不到他毫不犹豫地又递给我另一罐，饭几乎成了粥。我仍不想要，说太湿了，他就没声好气地呛了我一句：''要干的还是要湿的你自己想好了再说，''说完，去招呼别人了，气得我怔在原地发愣……采用陶罐蒸饭后，食堂早中晚有番薯糊和米饭同时供应，反正每人都有定量，先吃番薯还是先吃米饭自己决定。这一年我母亲因生我的小妹坐月子，叫我到食堂买罐饭。罐饭最表面有一层饭皮，我往往在路上经不住饭香的诱惑，把饭皮偷偷揭下来吃了。回到家，母亲装着看不出来，在她吃饭时，她又会撬一块送到站在旁边咽口水的我的嘴上。饭真香真甜！——当时我哪会想到，母亲的饭，原本是两个人吃的，给了我，她更吃不饱，小妹吃奶就会受影响，怪不得她每天哭闹不休……当时村里有几个走读初中的学生，早上吃了番薯糊，再买一罐米饭带到学校当中饭。有人嫌提着饭罐麻烦，中午是吃，现在也是吃，都一样，反正肚子吃不饱，提议提早把饭吃了。于是大家同意，走到一座桥边，三口两口就吃掉饭，随手把罐往河里一拋，就甩着双手去上学了。他们天天这样，以致两年后大旱，河水干涸，桥下发现了许许多多陶罐，——但那时食堂已经解散，也无人去追责这些学生了。05
1961年上半年起，食堂实际上连两餐番薯糊一餐米饭的供应都难以为继了，发给每个人的饭票，只有一半能买到米饭或粥，另一半只能买到番薯糊、青菜…… 浮肿的人却越来越多。食堂里开始供应松毛丝汤，据说能治浮肿病。我也看见过一个老农，两腿浮肿得发亮，把柴担歇在路边，从怀里掏出一小罐苏打粉，往口里倒，说是胃疼得难受。当年这种人其实是很多的，只是我年幼，不会去刻意关注。路边的老人，其实年龄不大，充其量才四十左右，只是他的一脸痛苦状，看上去很老。我也亲眼看到过老师在上午最后一节课，饿得扶着讲台吐黄水。我明显感到，那时起，老师对我们学习上抓得没有那么紧了，作业可交可不交，我们有时候因饥饿而逃学，老师也不会像以前一样管教或''上门告状''……我那时和其他小孩一样，因饥饿而营养不良，精瘦精瘦的，但胃口却越来越大，每天一下课，冲到食堂，饿极了的我，老秤四量饭只拳头大一块，还没吃出味就已下肚了，实在嘴馋，忍不住就寅吃卯粮起来。这样，每十天的最后一两天，没饭票了，就瞒着大人上山吃野果。有一次野果吃多了，拉出来的大便是黑的，肚子疼得在床上打滚，妈妈吓得六神无主。我肚子疼了一天，突然想拉大便，拉出的却是一大堆白晃晃的死蛔虫。原来，野果可能有杀虫效果，蛔虫死前剧烈挣扎，所以肚子疼得厉害。那时候的每家每户的饭票菜票，等于一家人的命根子，谁要是遗失了，那是没法补的。我听到过有人因丢失了一个月饭票，凄惨而绝望地哭。这种哭声，现在不忍猝忆，我也不敢想象那一户人家是怎样渡过这一个月的。还有一次，我的公公——一个正处于壮年时期的生产队长，买了饭付了饭票，也许是卖饭的食堂人员记错了，说还未付饭票。于是两个人就口角起来。我公公情绪激动，''扑''地跪在地上，指着天，口中连续地叫：''天在头上！天在头上！'' ——饿急了的人，已经顾不了尊严，为一罐饭如此失态，说明这六两饭对他是何等的重要。这位生产队长，在任上已多年，不知带领社员种出过多少粮食，如今却为了一掬米饭，却扑地呼天起来……当时的人们，饿极时吃红花草（芘花）、糠、薯藤、蕨根、榆树皮……我们人小，就偷未成熟的地作货（豆荚、萝卜等），躲在庄稼地里生着吃，甚至钻进生产队仓库去偷吃榨出油后当肥料用的油菜籽渣，还用这些黑乎乎的脏东西与铁杆同学分享，同学感激得只差涕零……06
自1959年至1961年，因为吃饭越来越困难，持续时间大约两年多，这段时间，我真回忆不出我还有什么童年期的欢乐幸福：亲朋之间也渐渐没有往来了，因为自己也不夠吃，哪有余粮招待对方。所以，两年中，我没有去过外公外婆家——估计大家都一样，当年人之间几乎都断了六亲。长辈缺少了对我疼爱的物质条件。奶奶、叔叔从此没有了年底引我快乐的年糕鱼或年糕娃娃，奶奶从此不上街了——往日她上街去，我总会等在门口，惦记着她为我带回一只3分钱的大饼——自吃食堂饭起，街上没有大饼卖（有也要粮票），奶奶从此再也不上街了……乡村里唱戏文也停止了，近三年时间，几乎没有看过戏。因为做戏文的没有在食堂吃饭的饭票，兴头去请戏文班子的，自己又省不出来，于是干脆无人兴头了。再说面有菜色和薯色半饥着的人们，也没有兴头看戏，各地的农村剧团只能解散。没有了戏文，我骑在叔叔肩上，或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他，在看戏中撒娇撒泼吵着买小糖或能吹出响声的各种彩色小泥鸡小泥狗的机会，自然就没有了。叔叔和奶奶才这点饭票，能自保已经不错了。父亲被划为“右派”，去深山农场劳动了，母亲身兼右派家属，既须照管四个孩子，又日日须去田里劳动，只求晚上睡觉时四个子女都在床上，至于白天我在食堂吃的还是瞒着她在山上吃野果，她都无暇顾及了，更何况我的学业，我的生日。我简直成了野孩子。唉，我的童年，唯一的''乐趣''，就是与小伙伴一起，在山上寻野果子充饥，或砸生产队仓库的后墙偷菜籽油渣饼……07
1962年，《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颁布，国家的三大政策措施，拯救了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一是解散公共食堂；二是允许将集体土地7%分给农民当自留地，种植蔬菜杂粮补充粮食不足；三是改以人民公社为经济核算体制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三箭齐发，箭箭中的。
从那一年起，人们的吃饭困难，开始逐年缓解，直到八十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提升了科技手段，提高了亩产，人们的吃饭问题，才彻底解决了。
三年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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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